SARS專題研討會演講
主題：防疫與聚落核心發展
主講人：鄭水萍
回應人：孫中曾
逐字稿：ms91第24組羅昱麟〈另一組員周宏 休學〉
內容
主持人劉慧俐老師：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這個防疫與聚落核心發展，那我們請到的是在高雄地區文史工作了非常非常有豐富經驗的老師鄭水萍老師來給我們作演講。那也請到了孫中曾老師來作評論。那這個我們的那個黃老師呢也私下跟我講，我們的時間還是得控制一下，所以主講人你有二十分鐘，那你的回應人呢是有八分鐘，那是不是呢我們就現在開始…。
鄭水萍老師：
謝謝劉教授也謝謝黃駿給我這個機會來這邊跟大家交換意見，我先前來幾次都是由外面的團體來主辦，像是什麼建國黨。那這次來講這個從歷史的觀點來講，那這也是我長期的一個面向。因為我們整個南部的這個空間的其實他整個空間發展的過程，文化發展的過程，其實是跟這邊的治安環境甚至於像是防疫這方面是有很大的關係。那這個題目我剛好在人力發展局，差不多上禮拜三剛好也講過類似的題目，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就是說這樣的歷史空間的聚落的發展跟防疫有什麼關係？那我們知道，整個南台灣它是從北回歸線是從玉山北邊經過，那玉山往北邊流的就是濁水溪，往南邊流的就是高屏溪，差不多一百七十五公里。那是一個流率流量都相當大的區域。那麼北回歸線以南的年雨量是超過一千五百公釐。而且都是集中在梅雨季節跟七八月的時候。像我們知道上海地區它年雨量是五百公釐，可是有時候高雄市有一次大水災我記得我們這邊這一帶淹水，那麼那一天就差不多落下了五百公釐。那麼我們這邊的自然環境然後再加上這座島是差不多一千多萬年前慢慢浮上來，所以他有分高海拔中海拔低海拔，形成寒帶的氣候還有溫帶的氣候還有熱帶的氣候。那如果它的緯度往北邊一點它就沒有熱帶，如果往南一點，山又不高就沒有寒帶的氣候。所以形成了這邊，如果以地質方面作一個指標，我們可以發現很有趣就是說，像在南橫的路上有一個整齊農園，本來是在海底，現在跑到中海拔的高山上面去，所以這個島是這樣慢慢浮出來的。那麼所以所有的動植物是一波一波進來的，從高海拔、中海拔、到低海拔。那高海拔大部分是原生種，中海拔大部分是特有種。譬如說鳥類，有十四種特有種都是在中海拔。那竹子一共有六十五種，原生種大部分也在高山，中海拔是譬如說像特有種的刺竹。那低海拔的，譬如說鳥類，大部分是侯鳥，也有留鳥，候鳥有北邊來的也有南邊來的。那麼，包括竹子也是一樣有北邊來的竹子南邊來的竹子，一共有六十五種，從高海拔中海拔低海拔，寒帶溫帶及熱帶都有。很有趣的就是在人種方面也差不多。除了高海拔的布農以外，比較少，中海拔大部分是目前的九族。形成跟鳥特有種一樣的情形。那低海拔的譬如說我們從仿寮的沿山公路走的話，你會發現在山上是排灣族，魯凱及布農，在山腳下都是那個，從仿寮，新坎，高速都是平埔族。在沿山公路的另一邊是客家人，還有閩南，漳泉的，還有後面一波大陸來的，還有包括日本，荷蘭，跟候鳥一樣。那這樣的過程，空間與文化的特色是多元的，在山區的部分，我把它區分成中高海拔以上的是屬於山文化，這種生態上也是一種特有種，而在平原上面是一種多元的海洋文化。從高屏溪的名稱就可以看出來它有很多種的名字。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它基本上是個島嶼，島嶼區域空間的特質就是四面環海，四周都是介面。這個介面四通八達，是文化的十字路口。所以我們這邊就是受到東洋西洋南洋文化還有大陸的影響，也包括了自然方面的影響。那我們自然的空間就像剛剛所講到的候鳥，黑面琵鷺它從東北或從韓國飛過來的時候，對它來講並沒有國界，國界是人造的範籬，包括文化圈的範籬。而很有趣的就是說我們有北邊來的黑面琵鷺也有伯慶鳥，灰面鷲；也有南邊來的候鳥，這些就構成了環境的特質。我曾經搭乘魚興二號到很多地方去，發現台灣的遠洋漁業四通八達，在全世界有六七十左右的據點，而所謂四海為家的意思，那是一個男性的社會，非常原始，雖然有高科技的船，但行為模式跟思考，性別權力方面都還是很男性。在船上都是在講全世界各國的女人，四海為家就是到世界各港口交女朋友。那麼你們就知道這對台灣會造成什麼影響，我們不是光引進外籍新娘而已，這些漁民到四海各地，有人進來有人出去，就構成了台灣這個真實的環境。
很有趣的就是說，我早上參加另外一個研討會叫「文化創意」。那我就在講這次阿扁當選增加一百多萬票的狀況。那本來在其它的地方，對於土地的認知，是一個基本的常識，甚至時間空間的土地邏輯是一個最基本的邏輯。但是它有時也是一種限制。常常也被批評成民粹。但是我在這十年作本土調查，在研究記憶紀錄到歷史意識這些問題。那我發現說，實際上我在這十年來雖然在從事歷史性的工作，在別的地方它可能是經過紀錄，經過教育，在那個區域所有人長期記憶的腦下體的部分。但是我這十年在工作的時候，用得比較多的部分都是在腦前葉的部分。因為我都在discovery，都在發現，創造，聊這個空間怎麼樣。那我是覺得在防疫工作方面，這個整個歷史其實是要透過記憶記錄，觀察記錄我們的意識去觀察整個變化。唯有這樣瞭解整個變化來龍去脈，才能夠試圖去掌握這個變化。如果你沒有辦法掌握事情會如何發生，那就會沒有安全感。台灣人其實是一個沒有安全感的社會。
皆下來我們就來看它的意思。那麼我們看到原住民時期，剛剛講到這個地方環境的特殊性，我們就可以發現說尤其是下半水系以南的地區，在文獻上可以看到在雍正九年以前到該地開發的華人皆無一生還。這是發生什麼事情呢？因為這個地方的年雨量加上濕熱，加上中央山脈沿著高屏溪到仿寮形成一個河谷，有其封閉性，像泰山地區為高山積水到那邊整個出來，而有著優質水質，地下水非常豐富。在屏東地區湖流非常多，這樣的狀況蚊蟲當然也很多，所以打開康熙年間的地圖，只有東港有華人居住。其他都是鳳山八社住在那邊，因為當時華人不適應這邊的環境，對原住民來講，在早先來講狀況也沒有很好，有發生過瘟疫。所以屏東地區早期對華人來講是瘟疫之鄉。至於在文獻之上，有原住民部落十幾個社，後來有幾個社不見了，這是因為患了瘟疫。他們採用空間隔離的方式，所有人都不敢到那個地區去，讓那些部落自己消滅掉，因為他們那時候醫學不發達。那它的詮釋當然都是用巫師這些懲罰等等，這些是原住民的狀況。
後來根據貴校的教授研究過，就是有先天性熱帶貧血症那種人對熱會比較不適應，這就變成說是後來平埔族在基因上有這種傾向然後來適應這邊的環境，有這樣的說法。
華人進來以後，就剛剛講的就是說，核心地區在高雄地區來講是在舊埕這個地方，因為它比較好防守，它有半屏山有蛇山。而邊界是在高屏溪沿線。有仁武鎮等地，變成它們的第一線地區，後來就出現了大寮，蕃薯寮等地。而那時很少人敢到對岸去，因為有剛剛所說的霍亂等問題。這種情況一直到了雍正年間，客家人較為勇敢，派了一千多人到那邊去，形成了客家文化。而體質問題仍然存在，只能慢慢適應。
而華人對抗瘟疫的方式，以高雄市來講，本地人拜的主神是保生大帝，那為什麼在高雄是有這麼多保生大帝的廟呢？我們去看它廟的沿革時候會發現描述說當時瘟疫死了多少人，所以就去請保生大帝來保佑。這就很像是民俗療法。因為他們不曉得來龍去脈而無法掌握，不知道是由病媒造成的，所以他就用一種心理治療的方式，讓我們先有安全感再說。在SAR時期間我們雖然科技進步卻仍然沒有安全感，或許是值得思考的地方。
那這種情況不只是在高雄地區發生，在高樹那邊很有趣，這族群的衝突非常激烈，在那邊有一個最重要的族群是鳳山八社裡最兇悍的叫武洛社，這武洛社本來居住在燕巢的尖山村，本來叫尖山社，那後來就搬到離港的武洛村，後來又跑到高樹鄉的泰山村。在清朝初這個社有一百五十三個人，在那邊跟魯凱下山社跟後進來的客家人打仗。我稱他們好像希臘的斯巴達人一樣。後來客家人進來就在河邊居住，而閩南人進來又是另外一個地區，所以在這個地區裡面閩南人去拜他自己的譬如說王爺等等，客家人就拜八公等等，而在這劇烈的衝突中間我們去作調查就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現在沿著一條省道一直到茂名，這邊有幾個村莊一直到尾寮那邊，這幾個村拜的神跟其他都不一樣，拜的是觀音菩薩。為什麼呢？我們就去看那個碑記，裡面記載說那邊曾經高樹村有個寺，裡面的神是從大岡山的寺請過來的，而這邊在光緒年間發生過瘟疫，所以他們就這個菩薩來保佑。
所以我們很有趣的發現就說，台灣的族群問題有時還被挑起得那麼嚴重，只是在他們那個地方有個舊寮，舊寮的人為了需要水也發生過問題，所以他就跑去茂名的冠山社請他們放水，然後他們有一個新郡一個舊郡，舊郡是客家族群的，新郡是閩南這邊的，然後他們就協調好冬天沒有水的時候，單日放水到舊郡，雙日放水到新郡。那我想人為了要環境的生活結果變成怎麼樣？這些問題都是可以化解的，它形成一條社會制約出來。所以幾個族群和諧相處，為了要和諧相處就要找一個沒有族群圖樣的東西出來，包括神在內。所以觀世音菩薩在高樹鄉變成一個瘟疫發生地區，也是族群融合的指標。這就是我在當地研究有這樣的發現。
瘟疫是一種自然現象，是一個病。但是在人文社會裡它呈現出來的是這樣的一個圖樣。這是我們現在族群問題很嚴重的時候值得去思考的。那我們知道高樹發展出一個新價值的觀念，當別的地區為族群問題衝突的時候，他們這個地區..我們知道飢餓三十是從這個地區發起的。所以他們的志工團體非常的強，社區合作的機制，社會的資源，社會的資本，在這邊都可以看出它有一個很好的價值觀，如果說sars是在高樹鄉發展的話，它可能也有不同的機制，跟我們這個地方可能就不一樣。
那所以在沿海地區，他們定義的方式就不一樣。原住民的海洋文化是沿著東部有他們剛出來的時候登陸的地點，然後有海祭。南部的地方是送王船，這個是華南文化，在北部就比較少，大部分都是在南部，那送王船以東港他們這就是送瘟神，這也是他們對瘟疫的一種詮釋。就是說瘟疫也是一種正神，然後他為了懲罰一些不好的人所以就來降一些瘟，所以人要來作一艘王船把它送走。
那麼所以這個就是農村地區的保生大帝，然後講到沿山地區的高樹觀音信仰，然後講到海邊的王船部分，這都是當初的人沒有辦法掌握瘟疫的變化，不知道這個來龍去脈而產生的一種安生立命。因為他還是要有自己的土地邏輯，環境邏輯，在這裡面尋求他自己的定位的方法，也是他朝著未來立命的方式。那麼所以這就是他們所因應的方法。
那麼到日本人來了以後，他也看到這個問題。所以他在這個，他還沒有佔領台灣，他想了台灣想了二十年，從牡丹社事件一直到1875年一直到1895年他一直想要佔領這個地方。日本人牡丹社事件的時候發動五千多人佔領牡丹社，穿的是法國軍的裝備，船是跟英國租借的，情報是靠美國人提供的，上面有美國人的顧問，這五千人後來為什麼會退兵，第一是沈葆貞調來一萬名洋槍隊在仿寮那邊防守，這是因為太平天國的評估所以他們派了一萬名洋槍隊，而另外一個主要原因是他的部隊五千多人有超過十分之一因為瘟疫死亡。後來1895年再來的時候，他兩萬多名的阿兵哥來這邊除了看到人為的衝突之外，自然環境的問題也是非常重要，後來日本下定決心，用警察的力量，用上水道下水道，開闢衛生所，然後現代醫病的檢測也訂立一道尺度。當然之前也有外國的神父由傳教而從事熱帶醫學的開始等等。那麼到日據時代開始就進入現代醫學防疫階段，他們用比較理性的方法去面對這些問題，回顧這樣一頁的歷史。我們發現說，這裡雖然有他先天性的命題，他有著不同氣候與溫度等等，但每個時代的人有著不同的因應方式跟社會資源，那我想在整個SAR現在雖然技術比較進步，剛剛也有講到空間專業的問題，但是我想很重要的還是能夠從歷史的面向觀察，還是可以發現說，實際上整個人去瞭解變化，掌握變化，找尋他的安全感，這樣才是一個因應的最好的一個方法。那我想我的報告就簡單的到這裡為止，請大家作一個指教，謝謝。
主持人劉慧俐老師：
那下面我們是不是請這個孫老師來為我們作一些回應，謝謝。
孫中曾老師：
我們看到他很精彩的把台灣瘟疫的空間的結構，空間作一個通盤性的描述。這一次可以鑒往知來，就是說以往台灣的發展狀況可能未來的因應之道，我想請問一下鄭老師，就是說我以前不太瞭解一些東西，包括地理，包括環境，以往我是專攻史。在我們的學校教時，我開始教地理，教了一些地理後我開始在台灣史的部分特別注意到地裡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了譬如說我很簡單講，在康熙跟雍正時期，我們整個漢人的部屬地區我們說沿海平原部分，到了丘陵部分其實已經很少了，到了山地那個地圖上面就寫山內無人或者什麼骷髏族。我們可以劃分成三個狀態，就是海岸、丘陵、跟山地。那我請大家在想到一個更實際的狀況，在台灣當時，有非常短河流湍急的狀況，夏漲冬天就沒水，再來它有暴風也就是颱風，每一年按照我們目前所知道的，一年兩年總會來一次大的，裡面還有大雨，西北雨。台灣最近有點改變了，就是說氣候有點變，越來越少。但不要忘記，基隆以往是兩百多天的雨季，我記得小時候在台中地區的時候，每天下午三點鐘左右就下到四點半剛好下課，天氣涼騎腳踏車很好。但不要忘記，若是它不是在一個水泥地或柏油地上的時候，這些水在一個土地上會產生什麼情形？所以剛剛我想，在這邊就是呼應鄭老師就是說它整個的台灣的早期的整個活動，包括漢人所在的比較少的人口的時候，在這個濕、熱，我們不知道當地會有什麼病，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但是，它在台灣的整個環境，歷史記憶裡面，它所形成的就是很實在的東西。就是說它必須要靠宗教，它沒有別的辦法，只能靠宗教的部分，嚴格來講就是在清朝中期開始大量的建設台灣的各種部分，漢人在這裡面逐漸地形成了一些基本的醫療的架構。然後到日本時期，日本現代化之後，它對台灣最大的貢獻就是衛教系統的一個建立，那這樣的一個概念促使台灣對於防疫工作的一個發展。我今天早上在作報告的時候特別提到我們公共衛生每單位都有的衛生所，我看最近有一個教授最近批評說衛生所根本沒有用或因為人口激增或不合格醫生護士而使得衛生所作用降低，我覺得這個論點有點問題。其實，他一直忽略的一個東西就是台灣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嬰兒潮的大量人口激增對台灣造成兩個重大影響，第一個就是我們學生人數大量激增，第二就是我們人口大量激增，它的醫療的基本水平無法照料到。當時跟整個聯合國的合作部分裡面，它幾乎就是要靠衛生所來行使當時防疫的基本工作。所以這兩個這種互動的部分，我覺得就是說，一方面就是整個現代化的部分，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傳統醫療的部分，其實我也覺得傳統醫療有作用，為什麼？我們常常看到說防SARS最重要的是什麼？心情。我記得那時很重要的心情要開朗，免疫系統增強。這就跟保生大帝一樣是心理建設的作用。所以我就覺得說，從過往的狀況來看，假如說它是一個可以被利用的資源的話，那麼它最起碼在安全感上面可以提供作用。我時間到了，我想這就是我呼應一下鄭老師的部分。
劉慧俐老師：
好非常謝謝孫老師。我想剛剛那兩場呢是從人定勝天來談論建築如何來協助防疫的工作。那我們今天呢鄭老師的研究就比較朝人的社會人的活動或者說環境的部分，比較完體性的觀察跟思維來看如何協助防疫工作的落實。在這邊邀請各位發言之前呢，我有一些小小的意見，就讓我來演說兩句好了，超越主持人的部分呵呵呵。
我想這個防疫的工作，就是傳染性疾病防制應該是有兩個部分，一個是檢疫及防疫。那所謂檢疫的工作呢它談的就是說本島對外的整個交通，就是叫檢疫；所以可能從陸海空來談疾病的輸入輸出。那防疫的話就是在本島裡面，疾病的怎麼樣傳遞。那疾病本身因為現在對於bacterial跟virus是非常清楚，那因此它可以分成幾種傳染途徑，比如說從空氣，也可以從飛沫傳染，比方說SARS。或者說從水的部分來傳染。那所以因此，衛生所事實上他們把很早期的工作就是說都是傳染性疾病，那因此他們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把疫苗發到每個人的手上。因為第一次公共衛生的成功就是靠著疫苗的發明，所以我們才能對症下藥。這個是我們普遍能夠控制疾病傳染的方法。那現在不一樣就是慢性疾病，它比較沒有一定的傳染途徑跟一定發展的病因，所以兩個是不太同的STAGE。很多疾病的控制已經有新的方法，而為了預防的成功就是要把疫苗送到每個人的手上，而且是預先注射或服用，因此才能讓免疫體達到一定閥值，那這樣才可以產生一個免疫效果，那這樣大家就不會繼續去傳播，因為疾病的傳染有兩個不同的途徑，一個是像食物的傳染一下子爆發，還有一種是一個傳一個或一個傳兩個這種連鎖性的傳播。那因此如果我們能夠藉由衛生所的人力盡量的讓每個人的手上都有打到疫苗，那這樣就可以達到傳播的嚇阻。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對於SARS這波傳染性的疾病就鎖定了高危險群，在醫院裡面的醫護人員，跟在社區裡面的老弱婦孺，我們要給他們足夠免疫能力的保障。那這樣這個疾病的擴展就不會繼續延燒下去。
所以我想衛生所的功能是這樣，那當然在這個時期之前的很多醫學知識並不是這麼的有把握，因此要常常請很多這個宗教來為我們作一些心理的支持。但是它的確不太可能對症下藥，卻可以安定民心。那個力量如同在鄭老師的研究裡面高樹鄉過去的歷史背景讓他們的族群動員能力非常的快，所以我倒覺得鄭老師這篇文章應該要繼續寫是說你要講出所謂聚落的力量，或是應該切割，因為一下子接族群接山地啊，接客家然後閩南人，然後一下子切到地理環境去了。所以你如果要談的是屬於這個族群的問題的話，那你可以談談這個南台灣，分析一下南台灣大概是哪幾個族群，他們的健康的防疫的力量是怎麼樣的形成那有什麼樣的成果，那針對這個新興的傳染疾病他們要怎樣運用這個過去的力量來回映這個事情，這樣會有更多的收穫，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鄭老師：
我這邊先補充一下，就是說因為我剛剛漏掉了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因為各位都是醫社系，像我曾經交過銀行保險科的學生，我就問他們一個問題：如果你遇到一個陌生人，你要拉保險你要怎麼開始著手。我就說為什麼要學地理歷史讀人文結構，你要去找他的公廟，公廟裡一定有兩個碑，一個是沿革碑，另外一個是是誰捐多少錢的那個碑。那麼通常捐一百萬的排在第一名，捐五十萬的第二名依此列推，這就是你在作社區工作一個很重要的資訊。因為那裡面反映出一個是它的歷史一個是它的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跟網絡。實際上在日據時代之前，家族一個區域是幾個家，家族上面一個公廟，這個公廟系統現在還是非常強。所以我們那時要鼓勵他們作健康社區的時候，他說我們早就都有，拿出非常詳細的資料給我看，根本就不再需要其他資源進去。因為他們有回饋基金，就是透過公廟系統在運作。這就是社區的網絡，不只是他拜的那個神而已。那麼這種狀況在日據時代有的變成衛生所以外，有農會，水利會，漁會這些組織的形成，那麼到七十年代蔣經國的時代因為他留學有左派意識所以他就找社工會的主任委員就帶我們去作社區調查，就發現很多廟是那時候建好的，上面就是廟下面就是社區發展協會，那麼就形成他就把舊的社區中心跟新的社區中心集合在一起就發展協會。那這部分有些因為那是由上而下，所以有些發展協會作得好有些發展協會作得不好。那在這十年來因為社區總體營造，然後有社區圖書館有社區的文書工作室然後最近還有社區規劃室一些其他的組織出現。那麼在整個都市化的過程裡面，其實現在很多高雄市的大樓都有那個管理委員會，那個管理委員會的機制其實也蠻強的。那種是，前面的是一種地緣血緣關係，那後面的是一種類似現代的市民社會的那個。那通常在比較無力感，因為都市的，其實都市裡面的這個因為人口多所以那個流行病會比較多，所以那個那這方面其實我們整個社會的流動，然後那個空間的流動都比較複雜，那後面那種機制並沒有很好的形成。像高雄市來講，早期我現在在寫一個那個論文，就是寫那個澎湖社，澎湖廟跟澎湖社，高雄市有五十一個澎湖廟，那它們是一種都市型的廟宇，啊他們當初澎湖的村莊哪一個村莊來的，它就請哪一個神過來。那個已經跟傳統的宗廟不一樣，因為它已經經過都市計畫過以後的空間，所以它是垂直發展。然後它也沒有辦法看風水等等，算是它就變成說還是以地緣關係去集合在一起或者以澎湖廟為核心形成一個澎湖移民的社區，那這種認同後來隨著都市化還有都市的遷徙過程，這個澎湖廟是會遷徙的，這個跟一般在地的44個舊部落的廟不太一樣。但是後來這個澎湖的認同就瓦解，瓦解以後後來它從鹽埕區搬到新興區，新興區再搬到三民區，再搬到那個，這廟的遷徙，遷徙到說最後只有剩下廟，沒有澎湖社。這個就是整個社會的這個從舊的..那這種現象很有趣，這個跟勞工結構有關係，高雄市是勞工結構，所以才會用這種地緣血緣關係來作這一種適應現代化社會的一種制約。那麼在台北市或者是台中市很有趣，它的人口結構大部分都是，像台北市是大專院校中產階級比較多，菁英階級比較多，他適應的的方式不是用銅像的方式去適應，所以變成說在台北市你很少看到像這種澎湖廟這種都市型廟宇的現象。那所以在這裡面我是覺得說如果大家，現在這個就是SARS問題其實是暴露了，就是大家會恐慌，然後心理上就是暴露的我們的信心，安全感的問題，還有整個，你會無力感，你透過里長的系統去動員，因為它不是一種自主性的社區的力量，所以就常常有無力感產生。那麼這個這個我想在這個，所以在這邊雖然SARS是一個生理上的病，但是你也可以發現說在整個社會結構裡面的一個病在那邊，同時也可以發現，這個機制就發生了。
劉老師：
謝謝鄭老師的說明。
提問人林淑玲老師：
我想請問鄭老師，我覺得你從這個台灣古文獻上面來談這個瘟疫然後連結到現在的SARS蠻有創意。但是我有一個問題，我想請你解說一下，就是你剛剛談到台灣南北有一些對瘟疫的問題好像南台灣的差別，我唯一聽到的是你覺得南台灣有送王船的儀式，我不曉得那是…
鄭：構造那是構造…送王船在北部比較少，在南部比較多。
林：就是說南北如果有瘟疫上面就是…
鄭：這可能是這個因素…
林：我不曉得，我就是說有沒有除了這個送王船之外有沒有別的…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說，從你提供的書面資料，我們看到其實可能是人口大規模流動而使得瘟疫大規模的蔓延，可能不見得光只是因為氣候濕熱，可能並不僅是這些問題。你那個資料上面的清朝剛統治台灣或者是明清之間那時候有大規模的人口移動，帶進來很多中國的軍人將領兵士這樣，所以這是我的懷疑。
第三個我聽你在談的時候好像提到就是說，這個SARS好像比較沒有求助於台灣的民俗醫療，其實有，舉一個例子就是當時有很多人跑去買綠豆…其實求醫的行為可能都包括了去求助民俗醫療的求助西醫也求助中醫這樣的。第四個就是你談到在求助民俗醫療中會求助保生大帝，觀音佛祖，但在我的認知裡面可能不只這些，那如果說有求助於許多種神明，我想說反映到你這樣談就是說時間跟空間發展關係可能要回到台灣傳統聚落發展特性，可能那個神明有她的特色意涵。
那最後我的意見就是說剛剛你在回應劉老師的講法就是說，其實台灣的民間社會我覺得一直都有在作防疫的工作，就從那個聚落裡面就可以看得出來，像那個初一十五犒賞兵將，那個其實就已經在作所謂類似防疫的工作，那個防疫的工作可能不是可能就是要抗SARS或其他的流行性疾病，他可能就是把那種導致人生病的的鬼魅妖魔，透過犒賞兵將的方式，希望透過他們把它消滅。抱歉耽誤時間。
鄭老師：
因為涉及到歷史一大堆實際的東西講不完，很豐富。那我講我的印象好了，高樹鄉的土地公是我作傳統社區裡最多的土地公，那這個土地公很有趣就是說它不管是客家人或者是閩南人或者是原住民通通拜石頭，一大堆石頭。在這裡面這是超越族群的，跟土地直接結合，那麼它在一個自然的交界地區，也是族群的交界地區，所以這個衝突實際上是蠻強的，但是後來他們就發展出一個土地邏輯，就是初一十五或初二十六。我現在去找都算準時間，我差不多都是傍晚的時候去每一個村落的土地公廟，而一定會有一個爐主來拜拜，所有的村莊同一個時間，所以告訴各位以後要去找村莊首長的時候，在那時間一定可以找到關鍵性的人，那其實這是社區動員一個很重要的力量。那觀音菩薩就是超越族群，……法力不夠強，那就改拜觀世音，這個就是說在舊寮有一個姓陳的，他是閩南人，後來他門口也蓋了一個觀世音菩薩，後來他們都到高樹村去，然後另外客家就是東鎮村那邊有個溫先生，他是那邊的領袖，那他後來也到高樹村成立一個寺，也是拜觀音佛祖。我們可以發現不同族群的人到中間核心地帶的結果，他們不約而同的拜觀音佛祖。所以這個現象也值得去關注。
劉老師：
那謝謝鄭老師他對聚落核心的瞭解讓我們知道說很多防疫工作，文史工作也可以帶給我們超越思想的空間，讓我們對於聚落核心的掌握，人際網絡的空間來更正確地掌握疾病。謝謝鄭老師帶給我們精彩的文章。